资政|“带病提拔”探析
“带病提拔”是个新名词，字典里找不到，词典里无解释，现实中常应用，报纸里最常见。报道贪官犯罪的稿件文章中常有这四个字，以说明他原来就不是个东西，有“前科”，非好货，犯罪在先，升官在后，带病提拔。提拔后旧病不改，继续犯罪，直至东窗事发，查查官历及贪历，几乎平行，边贪边升官，越贪越提拔，一路贪一路升，此乃带病提拔也。
贪官也就两类，一类“带病提拔”，一类“提后发病”，从病理上讲，前者比后者病史长一些，顽固性大，抗药性。其结果是一样的，病残或病亡。如果从病源上探索，可归属两种组织、机构或体系，前者属于组织人事部门，后者属于用人单位或管理部门（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二者归一）。也就是说一个贪官的成长，往往是在有关组织的提携和有关部门的怂恿及个人的努力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带病提拔”，“病人”不可能进入官场。如果能堵住“提后发病”，官场永远“健康”。因此，在贪官犯罪的背后，有一套不够健全的组织提拔和管理使用背景或环境。
有一种荐人现象很值得关注，就是权威荐人，也就是有绝对权力的人和有重大威势的人，他们的荐人，名为荐，实为用，在荐后走一个组织的程序而已。比如局长要荐自己的秘书，书记要荐自己的亲信，经理要荐自己人，厂长要荐知己者，荐了后自然也要大张旗鼓地考察一番，严肃认真地会议通过，庄严郑重地发布命令。
带病推荐，带病考察，带病通过，带病提拔，带病上岗，是一套连惯的系统。提拔任用一个干部，推荐是前提，考察是过虑，通过是把关，提拔是重用。这一套完整严密的系统程序，应该是对“病人”的极大限制和淘汰，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带病提拔者呢？说穿了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一切自己说了算。
“带病提拔”发生以后，会是什么结果呢？班子里多了一名危险分子，单位增加了一粒“老鼠屎”，罪犯的队伍里有了“后补”，混世的人群中多了“庆幸”。被提拔的“病人”放在哪里都会继续犯病，病情不断加重，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许多贪官的官历和贪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提拔是选拔，优中选优，人中选人，是对人的道德才干能力的承认肯定和鼓励，其激励作用不言而喻。就被提拔者而言，提拔激励后向何处发力迈进，是由他的提拔状况决定的，“带病提拔”无疑是对病状的承认肯定与鼓励，如果说带病者对自己的病态还处疑虑犹豫状态，那么提拔肯定便是强心针，使他坚定的病下去，病得越重越好。这种主观的原动力对人的毁坏最可怕。
如何阻止呢，还得从头做起，堵源截流，提拔荐为首，带病提拔的根在带病推荐，因此，推荐者要负责任。曾国藩指挥打仗，一个带兵将领，居然临阵脱去军装，躲进老百姓家里。曾国藩很气愤，向朝廷上折解除他的官职，“解交刑部从重治罪。”最后他以自身担保，“臣痛恨文臣取巧，武臣退缩，致……，若臣稍有私见，求皇上严密查处，治臣欺罔之罪。”这既是对自己奏折真实的担保，也有追究该将领推荐人责任的含义。同时，他又举荐了两个人，最后又明确担保，说他举荐的这两个人，“如此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这担保够大胆的了，表明自己毫无私见的诚意和自信，也表明对被荐者的了解和深信，更是把自己和自己荐的人的前途命运捆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推荐是提拔任用的重要关口，这一关把住了，把好了，对于防止“带病提拔”有很大的作用。荐人者知人，谁是病人，谁是健康人，谁该荐谁不该荐，他们比谁都清楚明白。其所以明日张胆，大大方方地把“病人”往上荐，为私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缺乏责任追究制，对荐人者实行免责。如果我们有“倒查”或“逆追”的制度，谁荐的人谁担保，谁负责，出了问题要说清楚，受了好处要追究，恐怕荐者要“三思”了。
我们常有良善的愿望和宽恕的心理，把荐者都视为好心，是为江山社稷荐人才，是为单位民众着想，即便“带病提拔”，也是他不愿看到的，谁能把人彻底看透呢，谁设有走眼的时候呢？这种良好的慰词是不符合实际的，特别是一些荐人者都有个人的目的，自己的私利，心中的小九九，手里的小算盘，盘算权衡好了才出口的，绝无无缘无故的荐，如果我们不能面对这样的现实，不设立必要的防范措施和制度，就等于为“带病提拔”开了个大口子。
（摘自《组工文萃》2014年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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